在全球加密货币市场的版图中,Binance（币安）无疑是绕不开的“巨无霸”，其创始人赵长鹏（CZ）从中国上海起步，将一个小型创业项目打造成覆盖全球200多个国家、用户数以亿计的加密交易所巨头，这家与中国有着深厚渊源的企业，却在发展过程中与中国市场渐行渐远，最终彻底“割席”，Binance与中国的故事，既是一部创业者的扩张史，也是加密行业在监管浪潮下的生存缩影。
中国基因：从“币行”到全球霸业的起点
Binance的故事始于中国,2017年，赵长鹏与何一（现任Binance首席营销官）在中国上海共同创立了Binance，最初名为“币行”，彼时，中国加密货币市场正处于野蛮生长的早期，投资者热情高涨，交易所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币行凭借赵长鹏在区块链领域的技术积累和何一在市场运营中的经验，迅速吸引了大量用户，上线仅几个月便成为交易量领先的交易所之一。
中国监管层对加密货币市场的态度逐渐趋严,2017年9月，中国人民银行等七部门发布《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明确ICO（首次代币发行）属于非法融资，要求各类交易平台停止人民币业务，这一政策让依赖中国用户的币行面临生存危机，赵长鹏随后宣布关闭中国区业务，将总部迁往马耳他，开启了“去中心化”的全球扩张之路，这次“出走”虽被迫，却为Binance后续的国际化埋下伏笔——它不再局限于单一市场，而是以“无国界”的姿态拥抱全球用户。
监管红线：为何Binance难以重返中国
彻底离开中国后,Binance曾试图通过“曲线”方式保留中国影响力，但最终都因监管红线而止步，2018年，Binance推出中文版网站和App，并在中国社区进行推广，甚至试图与国内企业合作开展区块链项目，但很快，中国监管部门多次警示“境内虚拟货币交易活动非法”，明确要求“虚拟货币相关业务活动属于非法金融活动”。
2021年,中国央行等十部门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险的通知》，彻底封死了加密货币交易在中国境内的生存空间：任何平台不得提供虚拟货币兑换法定货币、作为中介提供虚拟货币交易服务，不得虚拟货币衍生品交易等，这意味着Binance即便有“中国基因”，也无法在中国开展任何核心业务，监管的核心逻辑在于：加密货币的匿名性、跨境性可能冲击金融稳定、助长洗钱等非法活动，与中国“防范金融风险、维护货币主权”的监管目标背道而驰。
Binance自身的合规问题也使其难以获得中国监管的认可,近年来，全球多国对Binance展开调查，涉及反洗钱、未注册证券交易等指控，其“去中心化”口号与实际运营中的中心化管理模式（如用户资产托管、交易规则制定）之间的矛盾，也让监管层对其风险控制能力存疑。
全球扩张与中国的“疏离”：机遇与挑战并存
离开中国后,Binance将重心转向东南亚、欧洲、拉美等监管相对宽松的市场，在东南亚，它与当地企业合作推出合规交易所；在欧洲，它先后获得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的牌照；在拉美，它通过稳定币USDT推广支付业务，这种“哪里监管松就往哪去”的策略，使其迅速占领全球市场，一度占据加密货币交易所交易量份额的40%以上。
中国市场的缺席也使其面临一定损失,中国曾是全球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市场，拥有大量高净值用户和活跃的交易量，尽管Binance通过海外华人社区、多语言服务等方式间接覆盖部分中国用户，但无法直接触达国内市场的限制，使其在用户增长和生态拓展上存在短板，更重要的是，中国企业在区块链技术研发（如联盟链、数字人民币）上的积极探索，与Binance主导的公有链、加密货币交易形成了两条平行线，后者在中国几乎没有任何发展空间。
未来展望：加密行业与监管的“中国式平衡”
Binance与中国市场的关系已从“若即若离”彻底变为“平行世界”，对于Binance而言，中国市场的“失守”是其国际化战略的必然结果，也是加密行业全球监管差异的缩影，它可能继续在“合规灰色地带”中寻找生存空间，但面临全球监管收紧的背景下，其扩张难度将越来越大。
对中国而言,尽管全面禁止加密货币交易，但并未否定区块链技术的价值，从数字人民币的试点推广，到“东数西算”工程对区块链基础设施的布局，中国在“技术中立”与“风险防控”之间找到了平衡点，这种“鼓励技术创新、严控金融风险”的思路，或许才是加密行业与监管关系
Binance与中国的故事,仍在继续，一边是全球加密巨头的“无国界”野心，一边是主权国家对金融安全的严格把控，两者的博弈与疏离，折射出数字经济时代技术与监管的永恒命题，而对于普通用户而言，如何在风险与机遇中做出选择，或许才是这场“缘分与界限”背后最值得思考的问题。
